玉米在此书中，多次引用了“中华”和“中国”等词语，有读者提出质疑：在我国古代，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这两个词语是否已经出现。
　　在此，玉米集中解释，澄清误会。
　　首先，“中华”一词，既是地域范围，又是对华夏族、汉族的统称。
　　在地域上，本来是指称中原地区，后来随着各朝各代疆域的扩展，凡是中央王朝统辖之下的地方，都可以泛称为“中华”了。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否已经有“中华”的概念和“中华”这一词语呢？
　　比较早的例子，有《春秋穀梁传》卷一，《隐公注疏》云：“仲子乃孝公时卒，而云‘来’者，秦人能远慕中华君子，恕而不责其晚，故言‘来’，又书时。”之语。
　　最直观的例子，就是东晋名臣桓温在《请还都洛阳疏》中写道：“自强胡陵暴，中华荡覆，狼狈失据。”奏疏中出现的”中华“一词，显然不是桓温首创，而是已经广泛使用的词语了，不然皇帝根本看不懂，意义何在？
　　在对汉族、华夏族的统称上，南北朝时期也已经应用。据《北齐书·高昂传》：“于时，鲜卑共轻中华朝士，唯惮服于昂······”
　　其次，考汉语“中国”一词，也是自古以来的常用词。最早出现于《尚书梓材》。其有云：“皇天既付中国民，越厥疆土，于先王肆。”范围所指，仅仅是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、河洛地区而已。至春秋时，“中国”之涵义逐渐扩展到包括各大小诸侯国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。而后，又随着各诸侯国疆域的展拓，“中国”亦不断向周边延伸。
　　事实上，“中国”一词之本义，当为中原各诸侯国。中者，居中之意也；国者，诸侯之封国也。华夏诸国分别将南北东西四境诸民称为蛮、夷、戎、狄，而自称为“中国”。因参照体系不同，其所指亦有差异。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层次：
　　一是指京师(首都)，如《诗经民劳》所注：“中国，京师也”。
　　二是指天子直接统治地区，即京畿。如诸葛亮曾对吴主孙权云：“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，不如早与之绝”。
　　三是指中原，如《史记东越列传》云：“东瓯请举国徒中国”。
　　四是指内地，如《史记武帝本纪》云：“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”。
　　五是指诸夏之裔居住之地，如《论语集解》云：“诸夏，中国也”。
　　六是泛指历史上华夏或汉族所建立的政权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此类称谓不胜枚举。
　　自汉代始，朝野上下和文人学士习惯于将汉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“中国”。因此，当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，便也多以“中国”自居。如鲜卑人建立北魏，自称“中国”，而将南朝称作“岛夷”；同一时期汉族所建之南朝虽迁离中原，却亦仍以“中国”自居，称北朝为“索虏”，称北魏为“魏虏”。又如在宋辽金对峙时期，辽与北宋、金与南宋彼此皆自称“中国”，且互不承认对方为“中国”。
　　所以，本书中出现“中华”、“中国”的字样，完全符合时代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