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服饰继承前汉，但东汉又是中国服饰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。后世所说的“汉服”，主要指东汉明帝时期制定的服饰制度。
　　高祖刘邦立国初期，国力惨淡，甚至找不到四匹纯色的马来拉车，将相只能坐牛车。那时的刘邦以为服装不过是遮体之物，曾将儒生的高冠用来当溲器（尿盆）。后采用秦朝的黑衣大冠为祭服和朝服，对一般服装，除他当亭长时用竹皮自制的“刘氏冠”不许一般人戴之外，没有什么禁忌。
　　元封七年(公元前104年)，汉武帝刘彻才决定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受命于天，同时把元封七年改为太初元年，以正月为岁首，服色尚黄，数用五。前汉末年，新莽代汉，也以黄色为基本服色，但都没有规定详细的章服制度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从刘邦建国至元封七年，黑色是汉朝祭服、朝服的流行色。而从元封七年至新莽末年，黄色是祭服、朝服的流行色（有的电视剧常忽视这个）！
　　东汉明帝永平二年(公元59年)，汉明帝刘庄下诏采用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·皋陶篇》，制定了严格的舆服制度。永平二年正月祀光武帝明堂位时，刘庄和公卿诸侯首次穿着冕冠衣裳举行祭礼，这是舆服制度在中国得以全面贯彻执行的开端，“汉服”正式形成。
　　汉服的基本特征是交领、右衽、无扣系带，根据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汉明帝制定的服饰制度主要分祭服、朝服、常服三类。
　　先说祭服。
　　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“天子、三公、九卿、特进侯、侍祠侯，祀天地明堂，皆冠旒冕，衣裳玄上纁下。”即祭祀时，皇帝与臣子都要头戴有垂旒的冠冕，衣服底色为上黑下红。皂色、玄色皆为黑色，而纁色与绛色皆为大红色。
　　祭服对章服与冠冕有明确规定。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“乘舆备文，日月星辰十二章，三公、诸侯用山龙九章，九卿以下用华虫七章，皆备五采，大佩，赤舄絇履，以承大祭。百官执事者，冠长冠，皆祗服。五岳、四渎、山川、宗庙、社稷诸沾秩祠，皆袀玄长冠，五郊各如方色云。百官不执事，各服常冠袀玄以从。”
　　皇帝祭服上“十二章”全部使用，三公、诸侯用山龙九章，九卿以下各有规定，不得僭越。
　　与服饰相配套的是冠冕，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规定，“冕皆广七寸，长尺二寸，前圆后方，硃绿里，玄上，前垂四寸，后垂三寸，系白玉珠为十二旒，以其绶采色为组缨。三公诸侯七旒，青玉为珠；卿大夫五旒，黑玉为珠。皆有前无后，各以其绶采色为组缨，旁垂黈纩。郊天地，宗祀，明堂，则冠之。”
　　这种冕冠俗称“平天冠”，与秦、周时冕冠有重大区别，以后基本历代相袭。
　　祭祀时百官执事者，主要冠长冠，着玄服。因汉高祖刘邦曾以竹皮为长冠，因此也被称为“高祖冠”或“刘氏冠”。其余不参与祭祀的官员，则戴常冠（注：主要是委貌冠和皮弁冠），着玄服即可。
　　祭服中对女子服饰也有明确规定，本文略。
　　再说朝服。
　　朝会之时，皇帝主要戴通天冠。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“通天冠，高九寸，正竖，顶少邪却，乃直下为铁卷梁，前有山，展筒为述，乘舆所常服。”
　　诸侯则戴远游冠，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“制如通天，有展筒横之于前，无山述，诸王所服也。”
　　三公以下官员主要戴高山冠、进贤冠、法冠、武冠、鹖冠、方山冠等等。
　　朝服均是深衣制的袍，《后汉书·舆服志》记载，“服衣，深衣制，有袍，随五时色。”即东汉朝服主要是衣裳相连的深衣制的袍装，东汉深衣主要是直裾。
　　西汉时，深衣多为曲裾，原因是西汉的裤子无裆，需要有曲裾的遮挡。而至东汉，由于服饰的完备，男女一般着有裆裤，故不再需要繁琐的曲裾，便产生了简洁的直裾袍，曲裾因此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。
　　关于常服。
　　汉明帝明定舆服制度，主要是规定祭服与朝服，东汉年代，常服则很随意，与前汉大约相同。
　　巾和帻——汉代男子裹头之物。
　　巾是“谨”的意思。古人蓄发，故要以巾或帻裹头。秦国以黑巾裹头，称为黔首，黔首也是黎民百姓的代称。帻战国时兴起，开始只把鬓发包裹，不使下垂，汉代在额前加立一个帽圈，名为“颜题”，与后脑三角状耳相接，文官的冠耳长，武官的冠耳短。
　　巾覆在顶上，使原来的空顶变成“屋”，后来高起部分呈介字形屋顶状的称为“介帻”，跨于介帻之上的冠体称为展筒，展筒前面装表示等级地位的梁。呈平顶状的称“平上帻”，身份高贵的可在帻上加冠。
　　平上帻也有无耳的。帻的两旁下垂于两耳的缯帛名为“收”。据说王莽无发，把帻加上巾屋，将头盖住，有“王莽秃，帻施屋”的说法，这就是“屋帻”的来源。
　　汉代未成年人的帻是空顶的，即未冠童子，帻无屋者。文官在进贤冠下衬介帻，武官在武冠下衬平上帻。